无论中航油的突然破产，还是长虹４０亿元的巨额损失；无论是国产手机行业业绩整体性下滑，还是从天而降的孙家湾矿难，最近发生在中国企业界的这一系列事件，足以让人们意识到科学发展观还没有从根本上统领职业经理人们的思想。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业绩评价——一根用错了的“指挥棒”的业绩观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绩效考核”方式，事实上掌控了职业经理人们的行为方式。

    长虹换帅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当倪润峰无法让企业业绩再攀新高，为当地的ＧＤＰ增长作出贡献的时候，赵勇替代了倪润峰；而当赵勇的 “技术路线”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变现”的时候，老倪便二度出山；看明白这一切的倪润峰只好把宝押在季粉龙身上，以实现业绩的恢复和突破；而当倪润峰的大手掩盖不住长虹越捅越大的窟窿的时候，长虹便再一次进入了赵勇时代。

    长虹的易帅规则让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极其强大的外部力量主导了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取向。职业经理采用什么方式去经营企业不仅取决于经理人的职业精神，更取决于出资人乃至整个社会采用什么标准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当单一销售指标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上台或下课决定性因素时，其尽全力追求当期利润便成为一种理性的必然选择。在地方政府把ＧＤＰ的增长作为最高追求目标的状态下，即使我们把实现环保、安全、可持续发展等社会目标的责任放在企业身上，也显然是无效的。

    这种因“业绩标准”的主观性而导致职业经理人片面追求单一目标显效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那些著名的跨国公司也不能例外。比如，当年福特过分强调成本控制这一财务指标的时候，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追求成本最小化就不足为怪。对于习惯于以“搞运动”方式经营管理企业的中国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据我所知，在全国学习“邯钢倒推成本经验”的时候，就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采用成本“挂账”，不在当期列支的方法，“完成”压缩成本的任务。

    “资本家心态”——造就乐于“施肥”的经理人

    当学者们指责众多中国企业在品牌培育、技术研发方面投入不足，只会打价格战的时候，是否研究了被社会所公认的职业经理人选拔、任用方式给他们传达了怎样的信号，这些信号是否误导了他们，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只要“产量”，不顾“土地的肥力”？社会对企业冲击世界５００强的强烈愿望，鼓动起许多企业都把进入世界５００强定为自己的目标，拼命扩大企业的规模，而当力所不及的时候，便轰然坍塌，除了德隆，许多人都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中国企业改革之初曾经采取了承包制的办法，这一办法的恶果就是承包人靠拼设备、拼人力的办法获取个人利益，当承包期结束的时候，这些企业大多成了无增长潜力、无发展后劲的“空壳”。而农村的承包制则采用１５年不变的形式，这一思路让农民们对土地的未来状况有了更多责任感，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土地施肥。

    如果把人力投入资源增值、品牌塑造、研发这些决定企业未来成长性的因素看做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肥料 ”的话，那么职业经理人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施肥者”呢？第一个办法是把事关企业发展的所有指标都分解细化进行考核；而另一种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要让职业经理人们有“主人”的感觉。著名企业家周厚健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的时候说过，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资本家”而不是“打工者”。

    在现实中，换将越频繁的企业，通常经营状况越差，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没有人会给企业“施肥”。有波峰、有波谷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是正常的，作为出资人和社会应该能够容忍企业经营指标在某个阶段内回落，应该给他们充裕的时间，让他们有给企业“施肥”的机会和心境。

    在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一次强调，无论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能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乃至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实质上掌控企业运行的职业经理人的思想，已成为当务之急。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些地方政府取消了对ＧＤＰ指标的硬性要求。地方政府政绩感的转变，会对企业业绩观的转变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出资人和社会急功近利心态的转变将是职业经理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